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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形成研究绪论

时间:2017-03-09 来源:88必发老虎机 所属分类: 考古学论文 本文字数:5403字
  1 绪论
  
  1.1 选题的缘由及意义
  
  1.1.1 选题的缘由
  
  当下中国考古仍以田野考古发掘为动力,区系类型学研究为主力,即便考古学文化与科技考古蒸蒸日上,但考古学理论与考古学史的研究相较于考古学其他诸二级学科的研究来说是相对滞后的,重视程度较低,学术成果也算不上丰富。
  
  究其可能原因,首先是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尚不足百年历史,相比史学史太过短暂;其次,自新中国建立后,在相当一段时期学术研究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对中国考古学早先的发展尤其是民国时期的考古难以做出较为客观的评判;再者,考古学史研究的难度大,所需要深厚的考古学知识、理论的积淀;此外,急速的社会经济发展之下,使得田野考古的“被动需求”与主动需求量极大,发掘与整理成为第一要务。本文的选题中国科学考古学的诞生涉及晚清民国史、学术思想史,又设计知识分子研究、近代社会转型等领域的问题,学术交叉性太强而不易掌握。这就会导致考古学史尤其是科学考古学诞生即 1928 年之前考古学的起兴研究被单一化和浅显化解释,甚至被漠视,这都是不对的。因为历史的向面、维度、视野都是多元的,这也是历史研究的魅力所在,研究中国科学考古学的诞生史更是如此。
  
  学生在跨专业学习考古学的过程中,发现考古学通论性质的教材中对于考古学的诞生大都寥寥几笔,内容大同小异。由于学生长期热衷于观察晚清民国时期,在“西学东渐”背景下本土学术的发展演变以及近代知识分子在时代大变局下的抉择与发展等问题,因此探讨考古学在中国的诞生的筚路蓝缕,对学生有极大的吸引力。同时,学生在课余读到岳南的考古文学《南渡北归》,该书极为细致和生动地描绘了考古学在民国诞生及发展中的诸多历史的细节和第一代考古学人的命运,但似乎缺乏一定的严谨与学术分析,故学生决定从学理上分析和研究考古学在中国诞生的历程,并以之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研究方向。在学生分析中国考古学早先的发展历程中,史语所是中国本土考古学走向科学化的重要标志,故把探源中国科学考古学诞生当做题目,试图在 1928 年之前纷乱如麻 30 年的社会万象中,厘清中国科学考古事业得以发迹的因缘脉象。
  
  1.1.2 选题的意义
  
  通过对代表的中国科学考古事业的史语所得以创立的考证分析,本人可以了解到中国考古学在民国尤其是北洋政府时期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学术源流、知识分子动向及社会思潮的演变,由此可洞见中国近代学术史的演进,以及思想文化的流变;通过对科学考古事业的创建历程进行研究,更可以感受中国第一代考古学人为中国田野考古的探索与实践付出的艰辛与努力,并从中国早期考古学与西方考古学发展的比较研究中,看到考古学在中国发展的独特性。凭此可前瞻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可能轨迹,并为综合全面的中国考古学史书写奠定良好的基础。
  
  1.2 研究现状
  
  1.2.1 国内研究现状
  
  由于此研究论题太过宽广,学科交叉性很强,涉及到晚清民国时期国学研究与史学研究等民国史诸多方面内容,虽各方面着述不乏丰厚者,但综合性研究中国科学考古学诞生方方面面的着述却极为有限。笔者以时间段以及考古学界与史学界的研究成果综述之。
  
  建国之后直到改革开放,受极左政治思潮的影响,学术研究缺乏独立性,可参考性的民国考古学史非常有限,有徐苹方《考古学简史》,载《考古学基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编,科学出版社,1958 年),胡厚宜《殷墟发掘》(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 年),期间左派激进的考古学论述不在此累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思想解放潮流顺势而来,学术研究渐趋摆脱以政治为纲的研究路数,回归学术研究的客观公正本身(当然不乏矫枉过正之论),此后,回顾民国考古学发展史、史语所为代表的民国考古的地位、考古学诞生之际的时代社会与学术背景、民国考古学人的客观评价等等问题才开始在大陆考古界研究开来。1979 年,夏鼐在《考古》第 3 期发表了《五四运动与中国考古学的兴起》,文章中从社会时代背景分析考古学兴起的要素;接着,1982 年王世民在《考古》
第 3 期发表了《李济先生的生平和学术贡献》,这是李济之于中国考古学在解放后大陆考古学界的首次对李济进行客观,综合性的评价,并指出李济是中国考古学的创始人;1983 年俞旦初在《考古与文物》第 4 期发表了《二十世纪初年西方近代考古学思想在中国的介绍和影响》一文,这篇文章对研究考古学思想史与学术史方面很有开创之功;1986 年夏鼐主持修撰了《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其中里面有《考古学》、《中国考古学简史》等条目,基本奠定了研究中国考古学史的一般范式:金石学是考古学的前身,殷墟发掘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标志。1989 年大陆考古学的关键人物苏秉琦也发表了对于考古学史的论述,见《中国考古学从初创到开拓--一个考古老兵的自我回顾》,文物出版社,1989 年。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研究考古学史的着述大量出现,在考古学界重要的论述首先是 1993 年张忠培在“山西省考古学会第三届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后整理成文《考古学当前讨论的几个问题》及《中国考古学史的几点认识》发表在 1993年 10 月 21 日的《中国文物报》,从考古学发展的内在变化把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分为了 6 个阶段,分别列举重要的考古学节点,并对金石学与考古学的关系、建国以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作了极为精到的论述;1997 年陈星灿的博士论文《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 1895--1949》得以正式出版,这是中国第一份以考古学史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时间跨度整个民国,虽然其研究对象以史前考古为中心,而以历史考古殷墟发掘中心的史语所考古未有详尽概述,但是陈星灿对考古学史研究尤其是晚清民国以来的国学与史学发展,学术源流,社会思潮,考古在中国的展开都有极为深入,是中国考古学史的第一本正式研究专着,就笔者对后来考古学史文章及专着的收集中发现,无论是通俗性的考古学简史类,或是学术类考古史研究,基本都以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 1895--1949》为蓝本,故对 21 世纪的诸多考古学史研究着述不在这里作介绍。①在当时考古学界另有张忠培《中国考古学的世纪回顾与前瞻》、严文明《走向 21 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北大考古文博学院《中国考古学和历史的重构》等等,此外老一辈的考古学人安志敏等的综合性考古学论述,回忆资料也不少。
  
  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大多把考古学定位于近代史学的变革与思想学术史的演变中,视野极为宽广,如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第四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成果:考古学》(王宇信着),也在 1996 年由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沈颂金《考古学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学苑出版社,2003 年)也是一本综合性的考古学思想史研究着述,其他史学界的零散的考古学与历史学关系及发展的文章太多,不在此详列。但有几个人物的着述影响甚大,他们是罗志田、桑兵、欧阳哲生等。他们关于近代思想史学术史的研究极为深入,所用档案资料及立论相当精湛,他们对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视野极为宽广,尤其是对学术渊源、人物关系、社会文化等比价研究洞见极深,如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罗志田《近代中国史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年)等,他们对傅斯年与史语所的论述在考古学界影响甚大。罗志田在 2003 年指导其硕士研究生查晓英完成了其硕士论文《从地质学到史学的现代中国考古学》(四川大学硕士学问论文,2003 年 5 月),主要讲中国考古学早期的学术渊源与兴建历程,是罗志田研究风格与治学严谨的体现,对档案资料的运用及学术脉络的分析很有深度。
  
  21 世纪对于民国考古学史研究的成果十分之多,对疑古思潮、留学生、地质学、考古学人等等方面对于民国考古学的创建的影响都有研究,考古学界、史学界的成果都很丰富,不乏通读性的考古学史着作与专业的学术着作以及各种考古学通论的教材中。引起笔者关注的首先是徐玲《留学生与中国考古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 年),这是李喜所主编的中国学科现代转型丛书,对于留学生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提供了很多可参考性的数据资料;其次是陈洪波《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1928--1949 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这本着作填补了国内对史语所考古学史作为博士论文研究的空白,对史语所及殷墟发掘以及综合性考古学概述、评论都很有参考性的价值。
  
  1.2.2 海外研究现状
  
  笔者把台湾列入海外研究基于大陆与台湾在 1949 年之后各自考古学发展的独立性而言。1949 年以来台湾地区和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厚,尤其是台湾地区,1949 年,史语所历来发掘的主要资料运到台湾地区,第一代考古学人李济、董作宾、石璋如、高去寻等人在艰苦的条件下,继续整理殷墟资料,后来陆续出版。同时这些学者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撰写了不少关于 1949 年前考古学史的文章和专着,丰富而客观,如李济的专着《安阳》。重要的文章还有《我与中国考古工作》、《南阳董作宾先生与近代考古学》、《大龟四版的故事》等。石璋如专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年表》,重要的文章还有《董作宾先生与殷墟发掘》、《李济先生与中国考古学》、《高去寻先生与中国考古学》、《考古方法改革者梁思永先生》、《田野考古第一-吴金鼎先生》,《我在史语所》、《刘耀先生考古的五大贡献》,并有口述历史着作《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第二代学者的代表当属李济的得意门生,在美国求学工作的张光直先生,他对中国考古学的看法独到深刻,如在《考古学与中国历史学》、《人类学派的古史学家李济先生》、《李济考古学论文集》之《编者后记》、《中国考古向何处去--张光直先生访谈录》、《张光直谈中国考古学的问题与前景》、《二十世纪后半的中国考古学》等等。史语所新一学者,包括杜正胜、王泛森等人自认为是傅斯年开创的新学术传统的继承者,对研究本所学术成就责无旁贷,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影响甚大,关于考古学史的研究,另有《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突》等。
  
  西方学术界对中国考古学的情况了解甚为有限,格林·丹尼尔在《考古学一百五十年》为中国辟有专门的章节,但比较粗略,内容有限。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也对中国民国时期的考古学研究有所关注,认为中国考古学处于文化历史考古学阶段,李济是代表人物。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1.3.1 研究的思路
  
  专门资料的严重不足是研究考古学史最大的难题,尤其是台湾考古学史的研究着述以及档案;由于涉及面十分广泛,对散见材料的筛选、梳理、及创新观点的提炼亦有相当难度。因此,对于本论文的研究,将通过各种渠道尽可能全面地搜集文献资料及研究成果;悉心思考、严谨求证,使研究论文在内容、架构等方面符合学理而不失于简单的拼接。
  
  1.3.2 研究的方法
  
  首先,主要通过文献法和比较法,对史料和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筛选和梳理,做好研究的前期基础工作。其次,在既有资料和前人成果基础上,进行理论上的分析与研究。进而提出自己对研究问题的相关见解和结论。
  
  1.4 科学考古学的概念界定
  
  关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阶段如何划分,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如沈颂金在总结中国近代考古学(1900--1949)的发展历程时,认为中国考古学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前后以 1928 年安阳殷墟的发掘为分界点。前一阶段(1900 至 1928 年)为“科学考古学”,他认为“科学考古学”阶段里,主要是西方学者采用诸如地质学、生物学、体质人类学等自然科学方法在中国进行考古活动为主;第二阶段(1928 至 1949 年)为“历史考古学”①,这一阶段是以李济、梁思永等人为中国考古事业的中坚力量,目的是为了重建上古史,走出疑古思潮;张光直则将中国考古学划分为三个阶段:1092 年至 1920 为古器物学阶段,1920 年至 1949 年为科学考古学阶段,1949 年至今未社会主义考古学。划分的原理和依据也一目了然。
  
  关于 1949 年之前的考古学发展,陈星灿从史前考古学发展的角度,又划分为三个阶段:1921--1931 年,以瑞典学者安特生在仰韶村的发掘为起点,以龙山文化的发现和后岗三叠纪的发现为止;1932--1937 年,集中在黄河流域,并且发现了长江下游地区史前文化;1938--1949 年,日本全面侵华,史前考古转向敌后的西南和西北,但发展基本停滞②。但陈星灿是从史前考古学发展的角度来划分的。包括下文将提到的张忠培先生对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六阶段而言,主要根据中国考古学内部自身的发展和演变规律为标准。
  
  本文所谓的“科学考古学”的划分主要依据是社会历史背景和学术背景,这也是考古学史研究尤其是考古学起兴研究值得重视的内容。本文认为安阳殷墟的发掘是考古学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是中国考古学走向科学的重要标志,这与当时的国家考古机构即中研院史语所的成立直接相关。正是因为史语所不断网罗和培育考古学人,史语所的杰出的组织者和引领者傅斯年在思想和组织上为大规模考古调查研究保驾护航,中国考古事业的拓荒者李济任考古组组长主持具体考古工作,中国考古学自此走上科学发掘与集团研究的道路,自此科学考古事业欣欣向荣,科学考古学在中国才算彻底崛起。正如胡适所说:历史语言研究所可以说是我们规模最大成绩最好的学术研究团体,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史的学问,到了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以后才走上了完全现代化、完全科学化的大路,这是培根在三百年前所梦想的团体研究的一大成绩。
  
  中国科学考古学较之于中国考古学更强调“科学”的作用,史语所的成立当是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开始。此处的“科学”并非单纯的考古学理论、方法与技术的科学,而更接近于五四运动中“民主与科学”中的“科学”,更多的是强调甚至推崇科学主义与科学精神的一种“情感要素”,其次才是学术意义上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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